7月13日，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《体育产业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。这是继国务院“46号文”、体育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及全民健身计划后，国家层面出台的又一重要文件，助推中国体育产业的改革与发展。

　　纵观林林总总的政策文件，多从宏观角度、高屋建瓴地对中国体育产业的改革与发展提出要求，可谓面面俱到，滴水不漏。但在执行层面上，抽象的政策文本如何一步步落实，有赖于政府和资本对政策的解读和执行。

　　观察“46号文”(2014年)推出以来的中国体育产业发展，热潮主要集中在购买赛事IP、投资俱乐部以及形形色色的“互联网+体育”上。这样的操作思路有一定道理，但始终差强人意。

　　不妨问“三个有利于”：是否有利于增强全民体质，是否有利于培养大众对于体育运动的参与，是否有利于提高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水平？平心而论，“46号文”以来业界的主流做法，在这“三个有利于”上，多多少少有些勉强。

　　就拿中国资本在全球“买买买”来讲，截至目前，曼城、马德里竞技、国际米兰等知名俱乐部皆收入囊中，但这更多是为英国、西班牙及意大利的足球产业做贡献，一时半会儿还看不出将对国内体育产业产生多么直接的影响。

　　有必要厘清楚两个概念，体育发展和体育产业的发展，二者并非完全一致。一国体育发展水平如何，多由大赛成绩来刻画。

　　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，中国共获得38金27银23铜，在205个参赛国家及地区中排名第二。在举国体制之下，中国体育发展水平的确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就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体育产业很强，体育市场十分成熟。

　　相反的案例也有，英国的足球产业全球最发达，英超是全球最赚钱的足球联赛，没有之一，下赛季随着新转播合同的生效，英超20强的利润将突破10亿英镑，超过了西甲意甲的总和。但英格兰国足呢？在欧洲杯上，“三喵军团”被冰岛淘汰出局，未能进入八强，一时沦为笑谈。

　　对于中国来讲，体育产业发展的大方向确凿无疑，但在具体路径上，需要仔细考量，引导市场将体育发展和体育产业的发展相融合，在发展体育产业的同时，反哺薄弱的体育基础。

　　用更通俗的话来讲，便是让更多人亲身参与到运动中来，而不仅仅是坐在场边和屏幕前加油助威。

　　从体育产业的角度来看，诚然，动辄吸引百万球迷的观赏性体育更容易引起各方的注意，但如果缺失了亲身参与的这一环，缺少对于参与性体育的投入，要想通过体育产业的发展带动一国体育水平和全民身体素质的提升，其实也不大现实。

　　不过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并奉行这一理念，尤其是那些身处一线、背负着业绩压力的从业人员。在一次与国内一线俱乐部一把手的酒局上，酒酣脸热时，谈及俱乐部的发展，这位一把手表示，为了快速提升球队成绩(核心KPI)，他宁可花上千万引进海外知名球员(事实上，这也是当前中超俱乐部普遍在做的)，而非做实球队梯队和社区足球，让更多基层民众和适龄球员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来。

　　这样做的确符合市场逻辑，更好的竞赛成绩是吸引球迷、开展商业化运营的保障，俱乐部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招揽外援，而非投入到周期更长、更为不确定的青训和社区足球建设当中，也是无可厚非。

　　但如果市场都这么想、这么做，随之而来的便是本土球员锻炼机会的减少，以及一国体育发展和体育产业发展的脱钩。

　　仍以英国为例，2015年，英超球员中本土球员只有35%，而德甲和西甲则分别是60%和59%；上赛季的欧冠比赛中，亮相的英格兰球员只有23人，西班牙则有78人，德国55人，连不在欧洲的巴西都有51人。

　　在选材库如此狭窄的情况下，英格兰国足大赛成绩不佳也就不难理解了。某种程度上，这种脱钩也可视为一种市场失灵，“三喵军团”在欧洲杯上折戟沉沙，值得国内体育产业各方讨论和深思。

　　在市场失灵面前，政府以某种形式介入，修正市场主体的激励机制，当属改革的应有之义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，同样适用于体育领域的改革。

　　在此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，为何市场会对赛事IP、海外俱乐部及知名运动员趋之若鹜，而不愿意将同等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更为扎实和亟需的青训当中？

　　一个残酷的现实是，在现有机制下，对青训的投入从经济账上看并不划算。

　　以北京市场为例，据了解，一堂足球课的市价差不多60元/人，不同机构或有上下浮动，按照18个人一个班计算，一堂课的收入差不多1080元，扣除场租和教练费用后，基本留不下多少利润。

　　如果算上宣传推广等费用，北京市场上的足球学校能够在财务上打平，就算很不错了。从一般青训俱乐部的收入结构看，除了训练费，最重要的便是运动员经纪。在训练了一段时期后，青训俱乐部可以与有职业前景的学员签约，并输送到职业队及其梯队里去，收取一定的费用。

　　但遗憾的是，当前国内市场还很难支撑得起这样的运作方式，青训球员的市场行情基本上在20万元上下，对于青训俱乐部来讲，几乎可以说是杯水车薪。

　　种种这般因素，使得国内青训机构基本步履维艰，拼命压缩成本，而这最终对训练质量形成冲击，使得整个青训行业陷入到“竞次”的恶性循环中，市场自然不愿投入。

　　归根结底，青训具有很强的外部性，青训的商业价值更多体现在培训出来的运动员身上，最终被职业俱乐部及职业联赛摘了果子。

　　从经济学原理出发，面对此种情况，需要设计一定的体制机制，让包括职业俱乐部和职业联赛在内的市场反哺青训，改善青训俱乐部的生存状况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提高青训、进而一国体育根基的质量。

　　具体而言，以下机制设计可供参考，在市场上也不乏先例，可以成为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：

　　政府购买服务

　　由财政拨款，支持学校向市场化青训机构采购训练及赛事服务，将体育和教育充分融合。同时，支持体育管理部门设立体育产业引导基金，对区域内的青训机构，按照训练的生源数量进行一定补贴。此项补贴可纳入全民健身的支出范畴；

　　推出中国版的《博斯曼法案》，保障青训俱乐部权益

　　1990年，欧盟法院出台《博斯曼法案》，规范球员交易市场，其中明确规定，16岁以下球员只能一年一签，并且可以自由转会到其他俱乐部，新俱乐部则需支付给原俱乐部一笔赔偿金，以鼓励青训培养。

　　由此，青训的外部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补偿，同时也对青训机构提高训练质量形成了正向的激励；

　　产业发展反哺青训

　　青训是整个体育产业发展的根基，产业的发展需要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持青训，比如从体彩公益金中提取部分资金用于支持青训发展。

　　此外，中国资本对海外体育产业的收购，也可从其交易价款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，成立这个项目的青少年发展基金，鼓励国内相关领域的青训；

　　加大对青训教练市场的投入

　　目前，中国足协的教练培训体系分为A、B、C、D和城市级别五级，各个级别均处于严重的产能不足状态。以北京为例，D级培训班一年只有10期，只能满足不到300名教练的需求，亚足联和中国足协合办的C级更是只有两期，最多培养50名教练。

　　高水平教练资源的不足制约了中国基层足球和青训水平的提升，需要加大相关领域的投入，并与更多国际权威认证体系(如欧足联教练证书)衔接，提高青训教练的水平。

　　刚刚发布的“十三五”规划明确提出，“大力发展各类运动项目的培训市场，培育一批专业体育培训机构。鼓励和引导各地积极开展国际合作，创办一批高水平的国际体育学校。

　　鼓励学校与专业体育培训机构合作，加强青少年体育爱好和运动技能的培养，组织学生开展课外健身活动。加强不同运动项目培训标准的制定与实施，提高体育培训市场的专业化水平”。

　　有理由相信，在政策鼓励、市场参与以及诸多供给侧改革落地的情况下，中国的青训市场将一改旧观，对方兴未艾的体育产业形成坚实的支撑，为中国体育发展输送更多高质量的本土人才，做到体育产业和体育发展的真正融合。

　　少年强，则中国强；青训强，则体育强。